为什么说慧能的禅宗体现了佛教的中国化?

    慧能禅宗摆脱了印度传统佛教冗杂的佛学教理和宗教仪式的束缚，同时又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嫁接，使禅林制度与中国的宗法社会结构进一步协调，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。

    佛教自传进中国，在数百年里，佛陀释迦牟尼及其他诸佛向来具有毋庸置疑的神圣地位，但慧能却把自心与佛性划等号，把成佛看作顿悟自身佛性本具，从而有效地破除了对“西方”、“佛祖”的盲目崇拜。慧能说：“东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西方；西方人造罪，念佛求生何国?”沿着这一思路，慧能以后的禅宗提出“离经叛道”、“大胆怀疑”、“独立思考”等看法，对进一步摆脱印度佛教冗杂的佛学教理和宗教仪式都具有重要意义。

慧能

    慧能禅宗的开创，改变了佛教僧侣日常生活的原本规定，使之与中国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匹配，加强了禅宗自身的机动能力。印度佛教讲究乞食苦修、诵经念佛，要求推行严格的宗教实践方式。早期楞伽也过的是一衣一钵的“头陀行”生活，慧能则倡导自由任运的生活方式，使禅僧们的生活日常化、世俗化。慧能圆寂后不久，禅僧开始自给自足，凭劳作度日，所谓“一日不作，一日不食”。这样便把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，自然地挪用到僧侣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上来，这一革新使禅林制度与中国的宗法社会结构进一步协调，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。
    慧能禅宗在摆脱印度佛教传统的束缚的同时，与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嫁接。庄周的虚无主义思想以及对自由精神的执著守护，玄学家们的得意忘言理论以及纯任自然、旷达放荡、不屑礼法的性格，都对慧能及其后嗣产生过重要影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