禅宗如何影响理学?

    禅宗阐述佛教心性学说和儒家人性论的不同，对理学中陆王一派（心学）具有更深的启示意义。

    佛教对理学造成起直接影响的是禅宗。

    一般认为，理学的基本范畴“理”、“事”等概念出自华严宗，但华严宗在宋代已走向衰微，有关典籍散失殆尽，倒是禅宗表现出相对的繁荣。宋代禅宗往往兼习华严教义，阐述理事（体用）关系。实际上，宋儒主要是通过与禅僧的频繁交往，才接受华严理事关系说的。据《居士分灯录》上记载，禅僧圆悟克勤曾在荆南谒大官僚张商英，二人“剧谈华严要旨”。圆悟克勤说：“华严现量境界，理事全真，初无假法。所以即一而万，了万为一，一复一，万复万，浩然莫穷。”他还告诉张商英：“若到事事无碍法界，法界量减，始好说禅。”这是圆悟克勤借用“四法界”学说对张商英说禅，而实际上，禅的至高境界也就是华严宗“理事无碍”、“事事无碍”、“真俗无碍”的境界。

    禅宗各派中，跟华严宗学说最接近的是曹洞宗。理学家们反复申述的“体用一源、显微无间”，跟曹洞宗“五位”学说的核心“君臣五位”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。“君臣五位”意在说明体用（理事）的圆融一致，并觉得惟有这种圆融一致的体用关系方能“君臣道合”。

    佛教不注重社会改造，而注重个人内心的宗教修养。至隋唐时，佛教已具有了完备的心性学说体系。宋代禅宗的心性论几乎是以洪州禅“性在作用”、“触类是道而任心”为基础，结合孟子的性善说建立起来的。北宋禅僧金山昙颖撰有《性辩》一文，他的看法是，儒家学说穷理尽性，与禅宗的“顿悟”学说有一定差距；“理”和“眭”因为不是知识所能及的领域，所以是不可“穷尽”的，只能作神秘的体验。依禅宗来看，性无所谓善恶，说善恶为的是方便。这种思想虽旨在阐述佛教心性学说和儒家人性论的不同，但它对理学中陆王一派（心学）具有更深的启示意义。